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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Photo by Eli Burdette from Pexels |
看過【那些年我跟過的老闆 系列】的人大概對我會有這樣的印象：一個缺乏狼性的超級工作狂，也是辦公室叢林的資深小白兔。
我自己也是這樣看自己的：我認為自己是天生的小白兔，得使盡洪荒之力才能偶爾變身長角的山羊；一時衝動用羊角頂過大恐龍幾下，就立刻逃之夭夭。變身結束又成為小白兔之後，對那個「山羊變身」往往後悔不已，擔心大恐龍生氣噴起火來，會把自己變成炭烤兔子。
但從那幾位（兩隻手掌加起來可以數得完的數字）達不到工作要求、而被我請出公司的同事們（還有必須配合處理的HR）眼中，我大概是長角的山羊：總是追著他們跑，要是被我追上，就可能被我咬上一口。
我記得幾年前剛到那家百年老店在香港的亞洲總部幾個月，碰到一個實在無法忍受的部門同事，我問HR拿「績效改善計畫（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）」的執行細則和程序，HR居然跟我說他們從來沒有用過那種表格，催了三個月他們才從紐約總部弄來一份施行辦法。而我也多了一個綽號：「24樓的壞女人」。
在其他老闆眼中呢？我猜想大野狼和梅杜莎一定覺得我是個「無知」的小白兔，海明威和白雪公主覺得我是個「愛爭辯」的小白兔，因為我有時會跟他們據理力爭。
但我可以百分之百確定，有一個老闆，一定會覺得我是一隻愛咬人、又得理不饒人的迅猛龍，那個老闆就是紐約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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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Photo by Sandy Kuo on Unsplash |
紐約客是我商學院畢業以後，在台北工作第一家公司的直屬老闆。
我加入的那家跨國金融公司那時在台灣成立還不到十年；整個公司員工人數才二十多人，倒有一半是留美碩士，而且年齡大多不到三十歲。
紐約客是我們那幫「海龜派」裡年紀最大的，帶著眼鏡，長得斯斯文文、一表人才，典型丈母娘一眼就會喜歡的理想女婿。台大畢業後在紐約讀書工作了好幾年，回台灣沒幾年，是我們那家公司裡唯一一個在紐約讀書的。
他的女朋友是某政要的女兒，人長得溫柔漂亮。我們那時都很羨慕他，說他是人生勝利組，工作穩定，女朋友漂亮，還有個可以讓他少奮鬥二十年的未來岳父幫他撐腰。
一開始同事們的年紀相差不多，背景類似，工作氣氛很融洽。直到有一天早上，有個同事、也是紐約客女友的死黨，氣急敗壞地告訴我們說，前天晚上她看到紐約客在街上親密地摟著另一個女孩子——「腳踏兩條船」。
照理說「腳踏兩條船」屬於私領域，跟我們這些同事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在那個離台灣報禁解除後不到十年的環境， 在我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海龜眼裡，「腳踏兩條船」卻成了嚴重的人格缺陷。
從「腳踏兩條船」事件之後，對紐約客的負面傳言就開始不斷流傳出來，一開始只是小弦切切如私語，說他不只踏兩條船、三條、四條船都有。
又過了幾個月，流言就大弦嘈嘈如急雨，所有我們不滿意公司的事：從冰箱裡免費飲料的種類、到總經理的陰晴不定的情緒、到加薪的幅度、到績效考核的結果，通通都跟他扯上了關係。
紐約客越辯解我們就越不相信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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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Photo by Frederic Köberl on Unsplash |
辦公室霸凌
結果，我們那幾個頂多是「副理」的毛頭小子，槓上了紐約客這個「協理」，上班的時候把他當空氣，除了電話和電郵以外，跟他沒有眼神接觸、他說什麼我們盡可能不回應。
弄成了一個匪夷所思的辦公室霸凌場面：老闆被員工霸凌。
我記得我們那幾個刁民還有過「回話最少比賽」，看誰能以最少的字數跟他回話。也不知道為什麼紐約客對我們越忍讓，我們就越得意。
有次我和另一位同事跟紐約客一起跟記者餐敘。計程車一停下來，我們就跳下車讓紐約客自己跟司機付錢；吃過飯就拍拍屁股走人，完全沒幫他留顏面。
紐約客回來抱怨說自己像是陪小姐少爺出門的書僮，完全沒有老闆應得的尊重；我們則被其他同事「表揚」冷落紐約客的優異表現。
每天跟同事在一起「同仇敵愾」，在同溫層裡互相取暖，我從來沒想過想過自己是錯的。
於是，我們一幫同事一起「霸凌」紐約客，玩得不亦樂乎。這其中最年輕氣盛、最沒大沒小、給他最多氣受的就是我。
終於，有一天，紐約客受不了了去跟總經理投訴。於是總經理把我和紐約客叫去他的辦公室進行三方會談。
總經理：「我聽說妳們最近有點溝通不良？」
我：「是啊，只要給我三個月遣散費，我可以立刻離職！」
總經理：「什麼？你叫她離職？」
紐約客：「我?.....從來沒有啊，妳在說什麼？」紐約客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就開始掉眼淚。
總經理嚇傻了，急急忙忙找出盒裝面紙遞給紐約客。
我也嚇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在辦公室掉眼淚。紐約客從來沒說過我要炒我魷魚，我的回答也的確會讓人造成誤解。
紐約客擦乾眼淚之後，我們在總經理面前握了手，那也是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跟他講話超過十個字。
當然，所有的刁民立刻甘拜下風，把我封為總冠軍——還有誰有本事把老闆弄哭呢！
那時的網路還不發達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一大早把彭博資訊、路透社、和母公司連夜傳過來的金融市場看法，翻譯編纂為台北公司的當天的全球金融市場快訊，，發送給新聞記者，所以我與記者和業界都有聯繫。也因為自以為所謂的人脈不錯，覺得工作俯拾皆是，對手上的工作根本不在乎。
過沒多久，我受不了辦公室的氣氛自動離職了，三天之後在另一家同行找到了工作。在那個轉換工作極為容易的年代，我沒有學到任何教訓。
離開公司之後，我再也沒見過紐約客。他後來也離開了公司，我聽說他順利成了政要的女婿，然後就再也沒聽過他的消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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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Photo from IMDB.com (Movie: Jurassic Park 1993) |
紐約客無辜地被同事圍剿，就像電影《侏羅紀公園》裡面，那個被迅猛龍包圍的可憐小孩。
為什麼我會變成一隻迅猛龍呢？明明我只有小白兔的基因啊！
那根本是幼稚而無禮的行為，為什麼自己那時一點罪惡感也沒有？
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釋就是「路西法效應」：
美國心理學家飛利浦.津巴多（Philip Zimbardo ）在2007年出版的《路西法效應：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》（The Lucifer Effect: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）書中指出，在特定情境或氛圍下，人的思維、行為、性格等等會表現出惡的一面。也就是說人性中的「惡」是可以在特定的人為控制條件下，或是在某種情境刺激下顯現出來的。
我想，自己是在同溫層的影響下，不知不覺成了辦公室暴力的共犯。同事之間有意無意的「競賽」，更讓霸凌行為惡化，因為每個人下意識裡都在互拼高下。而紐約客就成了可憐的受害者。
我欠他一個大大的道歉。如果有機會，我想當面跟他說：「老闆，對不起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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